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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1876年，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出生于湖南省寧鄉(xiāng)市杓子沖。作為一名晚清秀才，他擁有較為深厚的文學功底，在詩詞創(chuàng)作方面有較多積累。從早期自發(fā)探索革命道路，到入黨之后積極開展工農(nóng)運動、培養(yǎng)革命干部，并最終獻身蘇區(qū)，何叔衡革命生涯的每個重要階段，都始終堅守著對革命“大家”的一片赤誠和個人“小家”的以身作則，并閃耀在其詩詞之中。

  通俗放賢聲。與何叔衡在湖南自修大學共事過的熊瑾玎曾寫過一首詩，“新民倡學會，通俗放賢聲。階級成仇憾，船山作斗爭”，反映的正是何叔衡早年傳播先進思想、鼓勵青年追求進步、為革命“大家”積極培養(yǎng)人才的事跡。

  1918年4月，為將愛國人士組織起來，更有力地傳播新思想，毛澤東、何叔衡等人組建了進步團體——新民學會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成立之后，為更好培養(yǎng)黨的青年革命干部，何叔衡等人還創(chuàng)辦了湖南自修大學。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夏明翰渴望參加革命，但經(jīng)常遭到祖父夏時濟的阻攔。何叔衡知道后，不僅幫他逃出家門，還推薦他到湖南自修大學學習，并鼓勵他拋下顧慮，全身心投入革命事業(yè)。為此，何叔衡還贈詩一首“神州遍地起風雷，投身革命有作為。家法縱嚴難鎖志，天高海闊任鳥飛”。

  受此勉勵并經(jīng)過一段時間學習后，夏明翰提出了入黨請求。何叔衡問他為什么入黨，夏明翰表示，“我這樣做只是為了犧牲一個舊我，迎來一個新我，使自己能夠為工農(nóng)的翻身和人類的解放奮斗終身”。聽罷，何叔衡進一步引導他，“一個人如果懷著對個人有什么好處的動機入黨，這是對共產(chǎn)黨的一種玷污，是一個共產(chǎn)主義戰(zhàn)士的奇恥大辱”。深受鼓舞和啟發(fā)的夏明翰從此走上了為黨工作的道路，并逐漸成長為一名優(yōu)秀的革命干部。

  除此之外，湖南自修大學及其附設補習學校還吸收了楊開慧、姜夢周、毛澤覃、陳賡等學員，為黨輸送了大批優(yōu)秀人才。這些新生革命力量的涌現(xiàn)不禁令何叔衡感慨，“匯人間群書博覽者，何其好也；集天下英才教育之，不亦樂乎”。

  平日能謀更善斷。在促進革命“大家”發(fā)展的過程中，何叔衡還擅于爭取個人“小家”在內(nèi)的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，正如蕭三曾評價的，“作事不辭牛荷重，感情一堆烈火騰。平日能謀更善斷，赤膽忠心無與倫”。

  1921年8月，從上海參加完中共一大的何叔衡回到湖南開展地方建黨和工運活動。孫中山正在考慮舉行北伐，如果能促成北伐取道湖南，并借助孫中山等人的力量打倒湖南軍閥，不失為推進湖南革命發(fā)展的一個好辦法。因此，何叔衡主動聯(lián)系何梓林，希望通過他聯(lián)系上孫中山。

  何梓林是何叔衡的堂兄，是何叔衡個人“小家”的一分子。受何叔衡影響，何梓林從少年起就一心報國，并考入軍校、進入軍隊、加入同盟會。在了解到何叔衡的想法及湖南的現(xiàn)狀后，他立即促成了何叔衡與孫中山的會面。會面時，何叔衡不僅表達了對北伐的支持，還愿意在湖南開展廣泛的宣傳和動員工作，為北伐軍的到來打好群眾基礎。何叔衡的謀略和智慧得到了孫中山的肯定。

  同時，為實現(xiàn)北伐勝利，何叔衡還鼓勵何梓林為民眾而戰(zhàn)，并賦詩“胸羅紫電，氣吐長虹。騎馬試劍，自西徂東。其蹄何疾，得意春風。犁庭掃穴，痛飲黃龍”。受到激勵的何梓林帶著一腔報國熱情開始了戰(zhàn)斗，但不幸于1922年在福州外圍水口與北洋軍閥部隊激戰(zhàn)時，中彈犧牲。作為家屬，何叔衡接受了孫中山和廖仲愷為堂兄親筆書寫的挽辭“為國捐軀”“氣壯山河”，并表示將繼續(xù)為革命事業(yè)奮斗，一如之后廖仲愷被刺身亡時他堅持的，“所悲未竟平生志；奮斗唯期后死人”。

  此生合是忘家客。在蘇區(qū)工作的3年多，是何叔衡生命的最后階段。其間，他全身心投入蘇區(qū)的工農(nóng)檢察、內(nèi)務、審判等工作，為革命“大家”奮斗到最后一刻，用行動為個人“小家”樹立榜樣。

  1931年8月之后，由于上海的斗爭形勢日益緊張，黨決定讓何叔衡轉(zhuǎn)移到蘇區(qū)。臨行前，何叔衡找到女兒何實山、何實嗣等人，對他們作最后的叮囑。何叔衡念起1928年6月他去蘇聯(lián)留學時路過哈爾濱寫下的一首詩，“身上征衣雜酒痕，遠游無處不消魂。此生合是忘家客，風雨登輪出國門”。這首詩改編自陸游的《劍門道中遇微雨》，表達了詩人從陜西南鄭前線被調(diào)至四川成都時對國家命運的憂愁。而當時的何叔衡也即將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，但想到國內(nèi)的家人和時局，他又充滿了不舍和擔憂，因而不禁與陸游產(chǎn)生共鳴。但比起陸游“此身合是詩人未”的無奈與憂傷，何叔衡對自己“忘家客”身份的選擇充滿了革命者的堅定和果敢。

  而這一選擇是何叔衡早已立下的。何叔衡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畢業(yè)后，父親和妻子都希望他能夠回鄉(xiāng)教書，安穩(wěn)一生。但何叔衡卻認為不應只顧個人“小家”的安樂，而應該用行動去改造社會，為革命“大家”奮斗。因此，他在給義子何新九的回信中申明了自己愿意為民族復興舍棄個人“小家”的想法，“我絕對不是我一家一鄉(xiāng)的人，我的人生觀，絕不是想安居鄉(xiāng)里以求善終的；絕對不能為一身一家謀升官發(fā)財以愚懦子孫的”。自此之后，何叔衡走出家門，長期為革命奔走，與家人大多時候只通過書信來往。

  因此，在難得見面又即將長期分別之際，何叔衡再次向親人們表明“革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決心”，不僅希望得到親人們的理解，還期盼他們能像自己一樣做一個不怕死的黨員。臨別時分，何叔衡還慰勉兩個女兒，“你們將來也會有機會到蘇區(qū)的，那時我們又會在一起的”。但這一別，卻是永訣。

  1935年2月，何叔衡在轉(zhuǎn)移過程遭遇敵人重重包圍。危急時刻，年事已高的何叔衡不愿連累大家，就對同行的鄧子恢說：“子恢，我不能走了，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”，說完便縱身跳下懸崖。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，這位“忘家客”依然在為戰(zhàn)友和革命考慮，全不將個人的安危和得失放在心上。他的才華、為人及對革命的一腔赤誠令人敬仰，他的正身、律己及對家人的言傳身教令人肅然起敬，正如謝覺哉所稱贊的，“叔衡才調(diào)質(zhì)且華”“臨危一劍不返顧”。